道古桥宿舍的那些年,上个世纪曾大师云集

作者:必威-社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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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路国军88师纪念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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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上个世纪这里曾大师云集 杭大新村何去何从

斑驳的杭大新村宿舍墙体

2011年4月28日写了篇《闲话“杭大路”》的博文,兴致上来,一发不可收了。和杭大路交叉的唯有西溪路一条,西溪路不象杭大路只有千把米长,从东头的松木场到西头的留下镇延绵不绝,浩浩荡荡。

道古桥宿舍五幢四号,我曾经的家园

必威体育betway888 3小区中的两幢建筑被列为杭州市历史建筑。

前些年,浙大教授蔡天新提议恢复西溪路上的古桥名——“道古桥”,此举打开了我思绪的闸门。

有关西溪路自然少不了讲讲“西溪”。自从杭州把西溪湿地开发出来以后,有关西溪的报道如铺天盖地,迅雷不及掩耳。我写的西溪路自然做不到象一些“名记”那样令人叫不绝口,只是我生活在那里的一点点小小的感悟。

1957年,我随父母蒋礼鸿、盛静霞从杭州体育场路262号浙江师范学院宿舍搬迁到松木场浙师院道古桥宿舍。

  在杭州松木场西溪路北、杭大路东有一个幽静又略显破败的小区,门口只有一个路牌:西溪路56号,和它毗邻的是有名的方林富炒货店,第一次去的人如果问路,别人会说:哦,就是方林富旁边那个小区。

1957年,我随父母搬到道古桥边的杭大宿舍。那时的道古桥是一座水泥石桥,桥栏很矮,桥身不高,坡度也不大。道古桥横跨杭徽路(今西溪路),一条黄沙铺成的“马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一片泥泞。路边是大片稻田,有零星的土地上长满了瓜果蔬菜,别有一番田野风趣。这座毫不起眼的道古桥,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我有些博文也有西溪路有关联,如:《魂来怒捲江潮白》、《沉默的丰碑》、《童年》、《古桥遗梦》等,也是一点便可进入的。当然为了完成这篇文章也会摘录一些相关的章节,自己抄自己不算是剽窃。

一年后,浙师院与新成立的杭州大学合并,命名为杭州大学。这道古桥宿舍也成为杭州大学的教职员工宿舍。

  小区名叫杭大新村,这个如今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区,曾经学者云集,入住过大批学术界的泰斗。有人称其为“浙江学术的圣地,新西溪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小区中的两幢建筑还被列为杭州市历史建筑。

道古桥下流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在北面不到20米的地方与沿山河交汇。小河发源于宝石山西麓的白沙泉,涓涓细流汇成小河,童年的我还在小河上看到过摇橹的船娘。小河弯弯流经农田,河两岸垂柳轻拂,还长着一些茭藕。60年代困难时期,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祖怡夫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表姐沈月秋还曾将挖来的块茎磨成粉,供我们小孩充饥,对我们来说实乃人间美食也。

必威体育betway888,西溪的出名,有赖于南宋皇帝佬儿一句名言:“西溪且留下”。泥马渡康王后,赵构狼狈不堪窜到杭州,见西溪美景就想打住,在这里建行宫,于是传下了这千古绝句(据考证,此乃杜撰)。杭州乃中国七大古都,天下美食口留余香、江南美女君子好逑,谁个不想在杭州留下千年基业?怎耐时下杭州房价太高,于是就有愤愤不平之作家写下了檄文声讨。哪篇文章我已经查不出来了,是刊登在《浙江作家》上的。那文章说有位叫做“王留下”的年轻人,看上美若天仙的“钱西溪”,因为买不起杭州的房子,不能获取西溪的秦晋之好。神经错乱,在天桥上狂奔,令人啼血!

49年以后,大陆教育史上有两次大的变革,一次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一次是改革开放后的高校大合并。第一次调整,之江大学消失了,第二次合并,杭州大学消失了。我“有幸”经历过这两次变革,在第一次变革中,浙师院经历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前几天,浙江大学一位年近80的退休老教授发了一条为杭大新村呼吁的长微信:听说有关部门准备对小区进行改造,我不知道改造的方案怎样,但如果把杭大新村作为一般的城中村那样去改建,就太遗憾了……

和这条小河交汇的沿山河直通松木场的大水系,当年的松木场河道交叉,众多船只在那里进行木材、蔬菜交易,煞是壮观。每次上学路过松木场,可以看到渔船上的鸬鹚,水底的甲鱼和下水道出口处密集的白条鱼。

闲话打住,还是说说我所知道的西溪,当然还是老底子的事儿。

浙江师范学院的建立大致情况是:1951年政府颁布了接管外资开办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江大学被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接收。1952年,浙江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系部分教师,之江大学文理学院、以及解放后创办的俄文专科学校和设在浙大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成为浙江师范学院,院址在原之江大学。

  幽静小区里的教授楼

上世纪80年代,这一带土地被大量征用,原先的稻田和牛奶场,逐步建起了高楼。建筑的兴起给环境造成很大破坏,小河变得越来越肮脏,水流越来越稀少,终于有一天,小河被预制板覆盖,道古桥被拆除。现在,当你走过西溪路和杭大路交叉口的西侧,或许并没有意识到,那里曾经是一座“桥”。

西溪路旧时叫作杭徽路,是连接杭州到安徽的交通要道。杭徽路是一条黄沙铺成的道路,现在称之为“马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一片泥泞。路边是大片的稻田,有零星的土地上长满了瓜果蔬菜,别有一翻田野风趣。

啰啰嗦嗦补上这么一段,也是弥补我对杭州大学校史的认知。

  发微信的老教师叫汤洵,已经在杭大新村居住30多年。他说,“小区初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是专为照顾老杭大的教授们建的,里面住过许多当时全国有名的专家学者,算是浙江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小区。”

然而“道古桥”这个地名,在老杭大人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每每遇到老杭大人,都会习惯地提到“道古桥”三个字,只要是知道“道古桥”的,就自然而然拉近了距离,往事就像源源不断的河水流淌……

西溪路东头是松木场,当年的松木场河道交叉,碧水连天,众多船只在松木场行进木材、蔬菜的交易,很是状观。我们一帮小学生每每路过松木场,可以看到鱼船上的鸬鹚,水底的甲鱼和下水道出口处密集的白条鱼。松木场现在已经只是一个概念,遗存在保俶路、体育场路交叉口的雕塑小品,远远不能体现当年的盛况。

从体育场路搬到道古桥,是我经历的第一次“上山下乡”。杭州自有“出了小北门就是乡下”之说,264号洽在小北门以内。道古桥周边是一片农田、河网,宝石山、将军山近在咫尺。

  杭大新村占地近60亩,大约1957年左右初现面貌,当时这里还是西溪的一部分。现在的杭大新村住户不足百户,大部分房子都处于空置状态。但走进小区里面,依然能感受到它的优雅。树木林立,郁郁葱葱,青藤上楼,紫薇爬廊,鸟雀声不断,松鼠吱吱叫着从枝头一跃而过。

上世纪50年代建校的杭州大学,在今天目山路北,南有沿山河,东有西溪河。学校南面建起了教工宿舍,最初就叫“道古桥宿舍”,也就是今天的“杭大新村”。我就是在道古桥宿舍,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路东头有一处浙江省军区的干修所。这干修所没有建起来以前,是一个解放军的汽车连,我们有时候也叫它作加油站。那加油站面积硕大,里面是参天的古樟树,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去参观时,就见到解放牌大卡车在园木上通行,校场练兵,英姿飒爽。干修所那些功勋卓著的老红军、老将军、老干部在平淡的外表下,流趟着革命热血。附近一些中小学时常会请他们去作爱国主义教育。

概 况

  小区内的建筑时间跨度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有两三层的小楼,也有五六层的高楼,大约有二三十幢。附近居民如今依然通俗地把这些小楼称为“教授楼”、“专家楼”。

道古桥宿舍的原址是一片墓地,一到夏天的晚上,会有许多萤火虫在空中飞舞,我们把捉来的萤火虫放在瓶子里面,父母就会讲起“车胤囊萤夜读”、“悬梁刺股”等励志故事。夏天夜晚,家家户户都到室外乘凉,我们小朋友也是一人一把扇子,扑打着蚊子,坐在小板凳上天南海北侃大山。那时正值大跃进时代,于是自然就有了对共产主义的憧憬,记得杭大图书馆馆长翟墨新的女儿翟小园说:“到了共产主义会是怎么样的?我想树也会在天上走路啦!”

往西不足百米有一座牌坊,是淞沪抗日战争纪念坊,上书“浩气长存”。现在牌坊已经快要被越来越多的房屋和熙熙攘攘的来往车辆所淹没。行人无意间望去,上面书有“浩气壮湖山魂来怒捲江潮白,英名缅袍泽劫后新滋墓草青”、“华表接青宵一角战魂规湖山,墓门萋碧草十年汗马念前功”两幅楹联。前一幅为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民政厅厅长,全省保安司令的黄绍竑所题,后一幅为蒋介石的侍卫长、88师师长,时任浙江省保安处长的俞济时所题。

道古桥宿舍南面是杭徽路(现西溪路),跨过杭徽路还有26、27两幢工友宿舍;东面是省府沿山河宿舍;西面是杭大路,当时并无路名;北面是沿山河,沿山河原本也没有,是一片水泽,以后来了解放军开挖出来的。因为西边有“道古桥”,遂称为“道古桥宿舍”。

  “两层到三层的小楼都是最早的一批,这几幢两层小楼,就类似于如今的联排别墅。上下四间,住四户人家。”汤老师指着小区东边的三幢建筑说。

道古桥宿舍里居住着不少杭大的老教授、老先生们,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家前面正对着夏承焘先生的家,夏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一位高高瘦瘦的老先生,被誉为“一代词宗”,父亲要我称呼他“太老师”。还有一位太老师钟泰先生不住道古桥宿舍,有一次他来我家,父母毕恭毕敬,太老师告诉我要“站如松、坐如钟”。

原先牌坊建在一池荷花中央,是一个圈起来的小型岛屿,岛屿上还有一些小型的房子,应该是相当于庙宇之类的建筑。在牌坊左面,是一排排牺牲战士的墓葬,整整齐齐排在那里。墓葬应该是棺木的,长度有一个人形,墓葬前的墓碑上书写着牺牲战士的姓名。夕阳下,墓地寂静而庄严,向人述说着淞沪战争的悲壮,仿佛还能听到血腥的厮杀!在墓地的右前方,有一座不大的纪念塔,尖尖的塔形直指苍天,记得上面还有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徽章。现在的牌坊是杭州市人民政府重新修复的。每到清明时节,偶而会看到几个老人,来到这里敬献花圈,看到他们颤颤抖抖的背影,也许是阵亡将士的后人。

道古桥宿舍当初有十幢二层小楼(1、2、3、4、5、6、10、11、26、27幢),四幢三层楼(13、14、16、17幢),不久后兴建了三层楼15幢,再以后建起二层楼8幢。

  每幢楼都自带一个小庭院,砖木结构,坡顶洋瓦,外墙用青砖细砌,水泥勾缝,典型的苏式建筑风格,因为久未住人,小院落里杂草丛生。

钟先生是之江大学国文系前主任,夏先生当年还是钟先生招入之江大学的。50年代院系调整,之江大学国文系并入杭州大学,所以钟先生和杭州大学也颇有渊源。

经过淞沪抗日战争纪念坊,是原来的杭州大学教师宿舍,旧称道古桥宿舍,现在叫作杭大新村。原杭大虽然不是国家重点大学,也云集了天下名师,有言国学教育这一块“北大是地主,杭大是富农”。2010年7月,浙江大学召开文科大会,展示了浙大百年文科名家。这次展示的文科名家共有50余位。据我细数了一下,这50余位名家,曾经生活在杭大新村的共有15位。他们是:钱南扬、王驾吾、夏承焘、胡士莹、姜亮夫、德梦铁、沈炼之、林淡秋、孙席珍、严群、严德一、陈学恂、蒋礼鸿、徐朔方、郭在贻。

其中建筑风貌上最有代表性,也是面积最大的是4、5、6、10、11幢,青砖黑瓦仿俄罗斯风格,上下各四户人家,三室一厅一厨一卫。这五幢住的大多是知名教授和校领导,但也并非完全如此。我家父母两位讲师也获得入住,蒋祖怡先生当时也是讲师,因为上有老母,下有五位子女也住在这里。知名教授有夏承焘、孙席珍、王琎、姜亮夫、徐瑞云、任铭善、董律茂、王驾吾等;校领导焦梦晓、朱子英、陈烙痕、刘活源等,实在多得数不过来……

  据蒋礼鸿之子蒋遂回忆,杭大新村最初有十幢二层小楼,四幢三层楼,后来陆续有新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首批的五幢二层小楼,这五幢住的大多是知名教授。“但也并非完全论资排辈。蒋祖怡先生当时也是讲师,因为上有老母下有五位子女,也住在这里。校方还是很人性化的。”

我父亲蒋礼鸿(原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敦煌学家、辞书学家)是钟先生的高足,继承了钟先生考据的学问,1959年就是在道古桥宿舍里,完成了他的著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百多年前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古代文献,由于这些文献多为手抄,夹有许多异体字、俗体字,加上年代久远,文意不甚好懂,称为“天书”。

杭大新村除“百年文科名家”外,还有不少的文科名家,他们没入名家的名录也许是有其道理,浙江大学也说了,对文科名家还要不断补充。就我所知,还有任铭善、徐规、陆维钊等等,都算得上是文科名家。文科名家而外,还有理科名家,如周洵钧、朱福忻、徐瑞云、董聿茂、陈士怡、江希明、白正国等等。

1、2、3、13、14幢每户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大多是讲师级居住,也有老红军易树青、著名人物陈企霞、系总支书记孔成九等。

  “这里曾经住的都是大师级人物,随便说一个出来,在学术界都如雷贯耳。”汤老师说。

父亲立志要破译天书。无论寒冬腊月,还是酷暑当头,他都坐在书桌边著述、修改、补充,36年间六易其稿,1959年头版5万字,第六版增补到40多万字。该书荣获了首届国家教委文科一等奖。

2003年左右,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原杭大政治系毕业)有感于杭大新村的破败,要在原址拆建新宿舍,改善教师住房条件。但也有一些不知好歹的教师和教师的遗孀后裔,因条件未符心愿拒绝搬迁。此事闹得很畺,最后浙大在西溪校园内建起“启真名苑”将大部分教师搬迁过去,遗留下来是个别不肯搬迁之人。谁想那次不成功的拆建换来的是,杭大新村列入了“杭州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得以保存下这批历史人文厚重的老建筑。

16、17幢一户两室,单独厨房,合用卫生间,同一走廊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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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浙江大学召开文科大会,会上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展示浙大百年文科名家。这次展示的文科名家共有50余位,曾经生活在道古桥宿舍里的就有15位之多,他们是:钱南扬、王驾吾、夏承焘、胡士莹、姜亮夫、德梦铁、沈炼之、林淡秋、孙席珍、严群、严德一、陈学恂、蒋礼鸿、徐朔方、郭在贻。

2009年5月,有都市周报周笑纹发表了一篇《一墙之隔,隐了多少杭大新村的春光》之美文。现在的杭大新村春光不再,一到夜晚阴森恐怖,仿佛又回到了“富望公墓”的年代。据网摘西湖区有意把杭大新村打造成类似“上海新天地”这样的集餐饮、商业、娱乐、文化的休闲有去处,真真是可惜煞人也。

15幢是后造的,中间是走廊,厨房卫生间合用,每户房间一、二间不等,既有教师也有职员职工。

  名人中的普通人

道古桥宿舍还有许多理科名家,如徐瑞云、周洵钧、朱福忻、董聿茂、陈士怡、江希明、白正国等等,这里我特别想提到的是周洵钧先生。周先生解放后自美国回来,一直在杭大化学系任教,毕生精力都奉献给祖国,在我看来简直就是杭州大学的钱学森。周先生平易近人,我去他家,周先生知道我在砂轮厂工作,还和我说起砂轮的成分是硅酸盐。一次杭大九三学社组织活动,我随父母一起参加,周先生和夫人唐愫也在其中,席间唐愫阿姨说:“他担心吃不上饭(周先生不是九三学社成员)。”周先生的可爱和公私分明引来一阵笑声。

杭大新村西端,旧时有道古桥。我在博文《古桥遗梦》中尽情释放了我对道古桥的怀念。我在道古桥边生活了50余年,岂知这“道古桥”是大有来历的。原来那桥是为了纪念元宋时代著名科学家秦九昭而建。秦九韶(约1202--1261),字道古,四川安岳人。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1261年左右被贬至梅州,(今广东梅县),不久死于任所。他与李冶,杨辉,朱世杰并称宋元数学四大家。

杭徽路(后称西溪路)对面是工友宿舍26、27幢,一室一厅,单独厨卫,条件相当艰苦。

  在杭大新村生活过的都有哪些名人?

仲向平先生著作《杭州老房子》中,对道古桥宿舍有这样的描述:“这片绿色小区,曾是传承中国文化的中心,是浙江学术的圣地,也是新西溪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文化名人的群落”。此话不虚。

老底子,那道古桥是一座水泥建筑的桥梁,桥栏很矮,南面的桥栏内侧有条水管,粗黑的铸铁管很是醒目。桥身也不太高,坡度不大。道古桥下面流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在道古桥北不到20米的地方与沿山河交汇。这条不知名的小河发源地在宝石山麓西面,源头是“白沙泉”。童年的我还在小河上看到摇橹的船娘。小河弯弯流经农田,河两岸垂柳轻拂,还长着一种名曰“茭藕”的植物。时值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众生的生机大成问题。杭大中文系教授蒋祖怡夫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表姐沈月秋将茭藕的块茎磨成粉,做成茭藕粉,供我们小孩充饥,对我们来说实乃人间美食也。

8幢是后建的,结构与4、5、6、10、11幢相似,两单元其中一个单元是招待所,另一单元住张君川教授、老干部徐秀敏等。

  一代词宗夏承焘;国学大师姜亮夫;我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王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动物学家董聿茂;除此之外还有“诗孩”孙席珍、研究敦煌学的蒋礼鸿、研究古文献及现代汉语的任铭善……

再往西,我就不太熟悉了,闲聊是也。

大 师

  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浙大曾评出浙江大学百年文科名家五十多人,有人粗略统计,其中十多位都曾在杭大新村居住过,他们都被称为重量级人物。

往西直到老和山山麓之下,是著名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所在地。浙大有“老浙大”之称和“新浙大”之称。老浙大在大学路上,是较早的浙大校园。新浙大是指四校合并后的浙大,现在紫金港。另有旧校区西溪校区(杭州大学)、玉泉校区(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浙江农业大学),原来还有湖滨校区(浙江医科大学)。湖滨校区早些年土地出让,已不复存在。玉泉校区的建设是解放后,院系调整后的浙江大学,可以称为“中浙大”。只不过有些难听,但历史终归是历史,是抹不去的。

道古桥宿舍专家学者云集,随便找一个都是重量级人物。2010年7月,浙江大学召开文科大会,评出浙大百年文科名家五十余人。这其中有道古桥的钱南扬、王驾吾、夏承焘、胡士莹、姜亮夫、德梦铁、沈炼之、林淡秋、孙席珍、严群、严德一、陈学恂、蒋礼鸿、徐朔方。但是他们更像是高晓声为赵忠祥《岁月随想》作序中所说是“名人中的普通人”,他说:“有的人仅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或职业范围是名人,甚至名如丰碑,彪炳史册。但是,超出专业领域和职业范围,也许就没有多少人熟悉他们的名字了。”

  不过,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这些名字显得陌生。

老和山下是古荡湾。古荡以前是以“镇”设置的,现在大概设为“街道”了吧,我不太清楚。古荡也是西溪湿地的一部分,未经建设时和西溪湿地没什么不同。记得小时候,物质生活不太富裕,而古荡地处城郊,农产品相对丰富。有一次我和姐姐赶到古荡买肉。那天早上正下着雪,我们“踏雪买肉”。听着头上乌鸦的刮噪,穿过白雪覆盖的小桥,想象着飘香的肉味,对店小二大喝一声:“来一斤猪肉!”

即便是这样,名气的大小还是有区别的。如我熟知的夏承焘、姜亮夫等属于前者,孙席珍即属于后者。我倒是很喜欢聊聊这些“名人中的普通人”。

  对此,蒋遂说他们是名人中的普通人。他引用高晓声的一段话:有的人仅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或职业范围是名人,甚至名如丰碑,彪炳史册。但是,超出专业领域和职业范围,也许就没有多少人熟悉他们的名字了。

古荡还有一个去处,是杭州有名的“兔儿泉”。 “鳞砌苔封鹅子石,泉出清胜兔儿泉。”这是清嘉庆年间,杭州诗人龚自珍描写杭州兔儿泉的两句诗。兔儿泉水据说含有“氡”(一种化学元素),对身体大有好处,这是我听已故杭大化学系教授吕荣山先生说的。于是便有杭州市民前去取水,那些市民也不自重,将清洌的泉水弄得细菌繁衍。政府正为此提出整改方案。

钱南扬,中文系教授。钱先生反右时,被杭州大学扫地出门。熟不知这扫地出门是“开除公职”,至所以用了引号,是因为这种方式灭绝人性!钱先生被开除公职后,生活无着落,居无定所,寄宿在友人家里,生活由友人支助。称作沦为乞丐也不为过。

  而这些名人中的普通人都在杭大新村留下过生活、治学的痕迹。

翻过炮台新村,前面便是龙驹坞,那是杭州人(除非活着离开这个城市)的必经之地:杭州殡仪馆。杭州殡仪馆原先建在凤山门外,著名的辛亥革命党人应梦卿时任馆长,以后搬到龙居坞。殡仪馆几经改建,气派不凡,天下第一厅惶若天厅,是去极乐世界之门。老百姓则偏安旁边的小厅。但凡是达官贵人,草民百姓最后走的都是同一条路,都化为尘土一掬,何来贵贱高低之分?

所幸南京大学中文系陈中凡老先生冒着政治风险,向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郭影秋同志竭诚举荐钱先生,说他是戏曲研究领域中难得的人才,是南戏专家。

  在杭大新村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蒋遂对父亲蒋礼鸿的印象是手不释卷。

现在有说殡葬行业存在暴利,老百姓“死不起”。前些天夫人郭敏莉出席胡慎的追悼会,说是又有新的服务。原先逝者去往焚尸炉时是用手推车前行,现在有八位小伙子,清一色气宇轩昂提供抬尸服务。那逝者是拎在手中或是扛在肩上自然是不一样的。一些亲人想想也是最后一朝了,白花花的银子化出去是对老人的孝敬,便忍痛出手。

以后钱先生不负陈中凡、郭影秋所望偏隅南京大学一角,孜孜不倦,成为南戏研究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奠定了南戏研究的学科基础。

  蒋遂的父母分到的是一套三室一厅一厨一卫,80多个平方米。

出了鬼门关,前面是“杨家牌楼”。 杨家牌楼命名据说源自一清朝杨姓太监。以前只有地名,没有牌楼,现在建起牌楼,活脱脱是个令人敬佩之处。那年头我被造反派差遣到那里劳动改造,住破庙、采茶叶,也欣赏田园牧歌。

据悉有关方面至今未就“开除公职”一事忏悔和平反,却将钱先生列为浙大的文科名家,弱弱的问一句,他到底是浙大的还是南大的名家?

  “早饭后坐在书桌前开始修书,旁边就放一杯茶,午饭后休息到两点半,到晚饭,吃完继续到10点半,无论春夏秋冬,不管节假日,大年初一也是如此。早年间,连散步都不愿去,觉得浪费时间。”

往前是“营门口”,那营是解放军野战军的军营。79年部队出征南疆,部队深夜悄然出发,回来时锣鼓宣天。不知道有多少热血青年血洒疆场。

孙席珍,中文系教授。早年听母亲说,鲁迅先生对他十分赏识,称他为“诗孩”。文革中学生批判他为“爱情”教授。前些日子得到浙大出版社宋旭华先生赠《孙席珍评传》,始对他了解更多一些。

  姜亮夫的女儿姜昆武也曾回忆父亲:十平方米的房间,三书架、一床。书占三分之一……一桌是个“公共”场所:吃饭时将书移开,是餐桌;来客奉茶是“茶座”;写稿时一尺见方,放纸笔搁手……在外面不论多大的烦恼,一上书桌,便见眉目舒展,渐渐“入定”。而看书之后,最大的消遣是到附近的黄龙洞散步。

自古有多少文人“投笔从戒”,现在这军营里也出了教授专家。那便是杭州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卫军英,这是他当年的学历,现在怎样不得而知。卫军英系军人之后,中文系陆坚教授的高足。他现在转而研究市场营销之类学问,著名企业“娃哈哈”曾聘他为高参。卫军英的博客常有描写老杭大的博文,比如《为在天国的母校校庆日写几句话》等等。

无疑,孙先生是属于鲁迅那个时代的。孙先生幼年聪慧,否则也得不到“诗孩”的美誉。不但如此,孙先生年轻时还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与共产党失联,直至文革后,以古稀之年重新恢复党藉,可见孙先生一生坚定志向,令人敬佩。非但如此,孙先生大革命中非但与党失联,还与娇妻失联。以后孙先生又娶妻生子。解放后孙先生辗转得知前妻还健在,将其接到杭州,安置在灵隐白乐桥畔,供奉生活起居。孩子们也经常去白乐桥看她。不想文革中又成罪名一状。

  任平是任铭善的儿子,在杭大新村生活时,就亲见过夏承焘和弟子们的交谈。

放马杀去,便是那民风淳厚、小桥流水的留下镇。留下正在迈入现代城市的进程之中,据悉,留下将建设杭州市最大的收藏品市场。

孙先生成名于鲁迅赏识,但又和鲁迅交恶。《孙席珍评传》著者王瑷曾向其公子孙小昭打听,但小昭讳莫如深,也许他也知之甚少。依我看这才是孙先生的“文人风骨”,不奉迎、不媚俗,今天的“文化人”有几个能摆着梯子不向爬的?

  “他门下的研究生有陆坚、陈铭和施议对。隔几天就会聚在夏先生家。陆恭敬有分寸,陈儒雅而深沉,施活跃而好问,其实声调最高的还是夏先生,并且无拘无束,时有爽朗的大笑,将现场的气氛搞得很融洽。”

文物宝藏、古玩字画,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遗存,且留下!

必威官方登陆,德梦铁,外语系教授。德先生是著名化学家王琎的妻子,拉脱维亚犹太人,第一批加入中国国藉的外国人。那时候德先生住六幢一号,我家住五幢四号,抬头就能望到。德先生家的园子是用竹篱笆围起来的,篱笆用柏油漆过。透过篱笆缝可以看到德先生是一位高大丰满的白种女人,如果当面遇到,我们则叫她“苏联妈妈”。

  因为杭大新村的房前屋后都有一处庭院,住在这里的学者们把各自的庭院打理得颇有自家特色。

德先生跟随王琎先生在中国生活多年,在杭大教授俄语和德语,自然成就斐然,选作浙大文科百年名家无可厚非。文革初期王琎先生遭劫匪袭击身亡,德先生受到冲击。她给周恩来写信,被拦截公布在外语系二楼走廊上,其中有几句话:“在二战中我的六位亲人都被法西斯杀害了,现在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丈夫也被歹徒害死了,请中国政府给我帮助……”

  “孙席珍家的院子种了很多花草,打理得很精致,很漂亮。林淡秋家的就比较随意粗放一些。”杭州历史学会副会长、历史建筑研究学者仲向平说,“中国人讲究宅院合一,小院子几个平方不重要,它反映的是一种居住关系,折射主人的性格、兴趣。”

以后德先生不知去向。因为年幼时对这位“苏联妈妈”颇有印象,我一直在寻找她的足迹。有传闻说她回了前苏联;又有说文革中在干校溺水身亡;又有说是亡故在解放军117医院。以后再查到同学兼插友王亦新是王琎先生侄女,满怀信心向她打听,她回说“受迫致死无疑”!最近听说她是文革后期因脑溢血突发在外语系走廊上摔倒,送医院急抢救无效死亡。德先生死亡对我而言始终是一个迷,这迷底是否能揭开呢?

  蒋遂记忆中,自家的小院就被母亲盛静霞收拾得井井有条,里面种了桃树、柳树、芭蕉。而蒋祖怡家就种了枇杷、柿子树等。

童  趣

  “可惜的是,很多当年老先生们亲手栽下的果树现在已经不在了。”

1957年搬到道古桥,我还只五岁,至今我在这里生活了58年,除去下山下乡三年,搬去河东宿舍五年,正好50年。回想起来,童年是那么美好!

  杭大新村何去何从

道古桥宿舍是建在坟场上的。何以如此说?夏季夜晚空气中飘洒的星星点点,除了荧火虫听妈妈告诉我还有一种磷火,说是从人骨硫化以后产生的。那个时候不时可以看到被泥土半掩着的人骨和骷髅。胆子大的男孩子还会手持人骨相互打架,把骷髅拿来当足球踢。如果你还不相信,我可以告诉你四幢二号蒋祖怡先生家的园子里,有一块“福望公墓”的石碑。那时候我会和蒋先生的小儿子绍心坐在上面玩。好在大人们都是党教育出来的无神论者,我们小孩子更不把这坟场当会事儿。

  2000年之后,居住在杭大新村的教职工陆续搬出,曾经的谈笑和论道都渐行渐远,现今,这里只剩下70多户。

也会有例外。在严热的夏季,晚上家家户户都在室外乘凉。没有空调,甚至电风扇也是奢侈品的时代,在夏季晚上享受自然风的吹抚是不二的选择。一般大人们会先在地上扑上水解解暑气,孩子们搬个小矮凳坐在一起胡侃大山。那是一个兴口开河而想像力丰富的时代,大跃进的宣传画在校内中文系大楼的西面整堵墙上,稻穗上站着满脸微笑的孩子;小高炉喷射出火红的铁水;宣传口号是“三年赶超英国,十年赶超美国”。于是就有了念想,杭大图书馆馆长翟墨新女儿翟小园,坐在小矮凳上,托着腮帮子诚挚地说:“到了共产主义会是怎么样,我想树也会在天上走路了……”

  2008年,杭州市政府公布第四批历史建筑时,杭大新村23、24幢赫然在列。这块石碑矗立在这两幢小楼一侧:杭大新村建筑群。20世纪50年代的公寓式住宅,反映近代建筑演进的历史脉络。

有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的孩子,乘着夜深人静,讲起鬼故事,大家蓦然想起是坐在坟场的土地上,不竟毛骨耸然,一个个溜回家躺在木地板上,悄然睡去。

  根据今年3月份媒体公开报道:杭大新村因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各类安全隐患的“集聚地”,多数房屋年久失修,还有的被鉴定为C、D级危房,房屋长久空置、电路老化严重等隐患频现。今年,北山街道将加快推动政校企三方合作,集中精力完成杭大新村整治等工作。

男孩子天生是好战份子。经常分成两派战斗。那时由于道古桥宿舍还处在建筑收尾阶段,各种建筑材料到处都是,杂草丛生,黑夜里随便躲在哪里都不易发现。有次晚上,两个阵营对阵。躲在黑影里的双方不断用土块袭击对方,虽然看不清对方的脸,手里的土块却没有停止过。我一伸手把一撮草从地上连根带土拨起来,又抛手扔了出去……第二天回顾战况时,中文系胡伦清先生的孙子胡潮生说:“介大一钵头烂污泥拋到我脸上!”

  仲向平在他的《老房子 续》中称:这片绿色小区,曾是浙江传承中国文化的中心,是浙江学术的圣地。

决战是要武器的,那时的父母很少给孩子买玩具。宿舍里堆有不少脚手架,是用竹排做的。抽出一根,用莱刀剪子削成宝剑状,打磨光滑,就成了一柄利剑。再请父亲在剑上写上“青龙宝剑”四字,拿在手里兴奋地冲出去。我的对手是党委书记焦梦晓的大儿子焦新新,两人一碰在一起举起剑一阵乱砍。焦书记在一边兴致勃勃地观看,嘴里喊:“好剑法!”其实我们的剑都是冲着剑去砍,根本不伤人。

  “我觉得它有三点价值,一它是共和国建筑的代表,当时国内很多学校礼堂都是这种风格,坡顶、筒子楼或者小别墅。这里成规模,保存比较完整。二这里曾经居住了大批中国著名的文理科教授,他们是国之栋梁,在这里留下过生活、治学的痕迹。三从环境上来说,这里曾是西溪的一部分,四周有老和山、桃花河、沿山河,有山水价值,是水边的美墅。”

竹排的用处太大了。初夏有许多学飞的幼鸟,常常被孩子们捉住饲养。养鸟要有笼子,小学高年级时,化学系周洵钧先生的公子周立有一只从龙翔桥花鸟市场买的鸟笼。我没有鸟笼,自知父母也不会给我买,就找了两根竹排的竹子自己做鸟宠。父亲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更增加了我的决心!我用上工具菜刀、剪刀、榔头、锥子和砂皮。最困难的工序有两道:一、在鸟笼的竹架子上锥孔,弄不好扎在手上鲜血直流。这孔有几十个,因为偷了懒把孔排得疏了一些,做成的笼子个头小的鸟会钻出来;二、削小细竹条,直径约2.5毫米,要削成园柱形,也有几十条。以上工序完成后用小钉子把架子钉起来,这个过程还要把小细竹条穿好。终于一只像模像样的鸟笼做成了!父亲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所谓“爱屋及乌”,我的鸟笼子住过三只小鸟,一只是白头翁、一只是麻雀,还有一只个头比麻雀还小,略带金色的羽毛。正是这只鸟个头较小,常常从笼子里钻出来。

  仲向平感叹,杭州城内这样的新村已经不多见了,类似的绿杨新村、笕桥新村、武林新村等都已经没有了,“说杭大新村在杭州是独一无二的也不为过。”

也有不幸的鸟儿。1958年2月,政府发动“除四害”运动,麻雀居四害末尾,平反则是以后的事。那年寒冬的一个早上,爸爸带我去打麻雀。天濛濛亮,跟着爸爸到杭大,爸爸把他的棉帽子捂在我头上,我手里拿着铜火囱的盖子和小木棍。打麻雀的方式匪夷所思,一大群人手里拿着锅瓦瓢盆用木棍敲打,用声音把天上飞的麻雀震下来。好一场人民战争,我跟着爸爸拼命用木棍敲打铜火囱的盖子,小手冻得通红。终于一只小生灵被震得晕头转向,掉到健身房前面的路上。大家赶上去一看,是一只形似麻雀的小鸟!

  杭州市文保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在他个人看来,杭大新村具有成片保护的价值,建筑格局保留完整,从建筑式样上来说,可能算不上独特,但重在有文化价值。

作 孽

  杭大新村何去何从,还未有定论。

道古桥宿舍从来都不是世外桃园,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成为一些孩子的噩梦。我家搬到道古桥不久,后面六幢二号搬来中文系任铭善先生一家。任先生和我父亲是好友,他俩是之江大学的同学,任先生比父亲高两届,学术上互相切搓。由于这层关系任先生的公子任平很快和我成为朋友。

  这个月,杭州市有关领导曾到这里调研,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称杭大新村是杭大在杭州城市发展中留下的宝贵记忆,拥有一定的保留价值和历史内涵。其中一个要求是要传承文化。区域内房屋建筑、道路景观等都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要重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将杭大新村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有效保留。

可是任先生一家在六幢二号没住多久,就消然搬去了杭大河东宿舍,原来任先生被划上右派了。任公子任平,小名“小宝”就此带上了“右派儿子”的帽子。在我的朋友和同学中,被带上这顶帽子的有好几个。吴遊,父亲是教育系的吴向先生;杨卫平,母亲是人口发展与研究所韩常先先生;王重鸣,父亲是教育系王承绪先生;沈叔培、沈叔洪兄弟,其父亲情况不了解……

  来源:浙江在线

右派分子不但本人受到批判、斗争,降职、降薪,还有最大的打击恐怕是对其子女实施不公正的对待。如任铭善先生女儿任珠,虽已被大学录下取,但因为父亲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右派儿子”这顶帽子究竟有多沉重,我当时并无体会。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我被带上“现行反革命儿子”的帽子,才体会到了。

责任编辑:张岩

1966年夏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我所在的杭州大学附属中学将原党支部书记朱联揪回附中。我的初二甲班是一个“红五类”为主的班级,同学们血气方刚。班里几个同学将朱联带上报纸糊的高帽子,剪去一半头发,把墨计泼在她脸上,拉上台批斗。

关键字 : 新村建筑浙江大学

仲夏夜,刚躺下睡觉,被一阵嘈杂声惊醒!黑暗中一大帮学生冲到我家阳台大喊:“蒋礼鸿滚出来!”父亲开门出去,我紧跟着来到客厅,双手扶着桌子的边缘。学生们此起彼伏高喊:“打倒现行反革命蒋礼鸿!”我在屋里嗦嗦发抖。怒吼中有人大喊:“向毛主席下跪!”那夜,道古桥经历了最黑暗的一夜。到处是狂热的学生,许多人受到批判。在批斗老干部林琼时,竟有学生喊出:“扒了她的衣服!”

我要反馈

第二天,爸爸被勒令和其他被打倒的人如任铭善先生、张君川先生、夏承焘先生、徐瑞云先生等,去八幢前草地上削草。一天下来,疲惫不堪,身上被太阳晒得通红。以后大批人被关进“牛棚”,他们每天从杭大出发步行到位于解放街的杭州市市府前接受批斗。爸爸在“牛棚”,造反派头目要他负责打扫这头目的私人厕所,不得有一丁点臭味。爸爸只能跪在厕所地上用小刀一点一点刮去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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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后道古桥宿舍不断传来不堪忍受批斗凌辱而自杀的、病逝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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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底,杭大化学系泰斗、一级教授王琎先生在寓所被抢劫犯袭击身亡!出事那天正好夫人德梦铁先生和保姆都不在家。一年多以后案情告破,是住在松木场河东的浙江农业大学学生王汉臣所为。因王带了一只550多元(当时价)的奥米茄手表,被人识破。王最终被判了死缓,大概因为被杀的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死缓”不用说,就是刀下留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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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父亲是大学讲师,根本不够“反动学术权威”的格。因为是搞语言的,曾在课堂上对毛泽东“前赴后继”的“赴”提出不同意见,就此打成现行反革命。而我顶着这顶“反革命儿子”的帽子度过三年屈辱的日子,直到上山下乡,远赴黑龙江插队时,还在上山下乡表格上填写父亲是“被群众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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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反革命儿子”的帽子,天堂有路不得走。本来我去附中上学都是从杭大南大门进,北门出,穿过文三街直达附中。可是从某一天开始,南大门有个其貌不扬的门卫,不让我走了。争辩也没用,无需理由,他说:“就是不让你走!”甚至一把将我推到地上。以后母亲含泪和我说:“他说,蒋礼鸿老婆,叫你反革命儿子不许从杭大走!”泪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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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停课了,革命还是要“闹”的,称之为“停课闹革命”;杭大不能穿过,学校还是要去的,班里有同学通知我某日去班里报到。一到班级教室,没多少人,几个“红五类”子弟把我叫到讲台上站立。其中一位同学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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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被群众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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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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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奶奶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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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家庭妇女。”

问:“外公是干什么的?”

答:“资本家。”

问:“外婆是干什么的?”

答:“家庭妇女。”

“地主婆,哈哈哈!”

接着一位粗壮的同学举起一条一寸多粗的皮带,在我背上猛抽。抽打声惊动了过路的同学,杭大宣传部长李林刚的儿子“二娃子”(道古桥宿舍的邻居)和裘富根(后更名裘红根)把皮带夺走,把那位同学拉开了。

回家后,不敢告诉妈妈,愤然写了一封退学书,云云要去宁夏农村(65届高三胡潮生因为父亲历史问题没考上大学去了宁夏农村,还有隔壁俞小燕等),交给了住在道古桥宿舍15幢的班主任毛必林老师。

1968年底,杭大附中掀起上山下乡高潮,有人私自把我报了去黑龙江插队的名。因为是现行反革命儿子,很无耐,同时也向往黑土地。姐姐早就打算去黑龙江,妈妈也同意了,我又走了,父亲在“牛棚”,家里只剩妈妈了。道古桥宿舍金阿康师傅的妻子郑阿莲阿姨看不下去了,让她母亲来我家陪妈妈,这才解了燃眉之急。我和姐姐去黑龙江,不久,妈妈被所谓“之江大学间谍案”关进了专案组。妈妈肠胃不好,年轻时开过刀,在专案组犯了肠梗阻。大便从口中喷出来,造反派残忍的要她吃下去!妈妈的肠梗阻必须开刀,可是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的童年好友蒋绍心,拖着残疾的双腿前后照料,涉险过关。如果说这辈子最大的悔恨是什么,就是当妈妈需要我的时候,没有在她身边!

尾  声

2004年,张曦出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是杭大政治系毕业的老学子,有感于道古桥宿舍(已更名为杭大新村)的破败和老杭大教师居住条件困难,决定对道古桥宿舍重建。当时整个道古桥宿舍约有300户人家。拆迁自然是个困难的工作,一矣大部分人家搬离家园后,仍有部分不愿搬迁。以后这些人家更是结成了联盟,誓死维护杭大新村和个人利益,甚至与浙大对薄公堂。一方是200多户人家和浙大签订了搬迁协议;另一方是绝不妥协的钉子户,拆,拆不了;拖,拖不起。最终浙大只能在西溪校园内圈一块地,建起启真名苑,将杭大新村拆迁户安置进去。

2013年3月5日,杭大新村被列为杭州市第四批历史建筑。可是矗立的告示石碑上却只有23、24幢(原道古桥宿舍10、11幢),其它大量的建筑物语焉未详。在为杭大新村列为历史建筑而得以保留的幸喜之余,我有种隐隐约约的担忧,这童年的家园,被仲向平先生在《杭州老房子•续》中所言“西溪文化的发详地”的道古桥宿舍真能保留下来吗?

    注:最近联系到王琎先生侄子王文中,他提供了如下信息。

(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暴徒乘文革期间社会秩序混乱之际,闯入家门抢劫钱财,王琎先生被重伤头部,不幸逝世。

(二)文革中,伯父惨死,伯母也蒙冤成了苏修特务。一个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给中国的国际友人,她将自己彻底变成了一个中国人,但最后却死在了中国的牢狱中,连一个亲人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有亲人陪在她身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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